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地发展，并由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的程度，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相比之下，有一些国家却因种种原因处于停滞僵化。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虽然这些国家经过种种努力与新尝试，但依然不能摆脱低效滞长的困境，致使在九十年代他们中某些国家相继崩溃，仅存的少数国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西方国家这种暂时的巨大优势呢?
显然，这是由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经济领域，这样的国度里，个人资本(不仅指个人的财产，也包括个人的学识、出身、经历等)是其事业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他追求的目标又是由社会市场需求的选择所决定的，并在残酷的竞争中承担着自由选择的巨大风险，这就使人们只得倾尽个人的最大潜力，以在市场这个惊涛骇浪的大洋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地激励着人的机制，以及西方国家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基本上有效地制约着各种不正当的倾向，从而造就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明显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而另外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忽视市场的需求或繁荣，仅凭政治需要与长官意志决定着各种领域的所有问题，这虽然也能使个别项目短时间突击成功，但却造成更大的范围长时间陷于僵化停滞。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是十分突出的。以我国占国民生产总值绝大部分份额的“国有企业”为例：现有一个国有企业A经，不可避免地由一个政府机构B政所拥有或实际掌握，并肯定是B政在某个良好的道德设想下，即，设想某个人是忠于国家、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而无任何具有经济，或法律意义的实际约束——由B政任命这样的人为厂长经理C管而去全权管理或经营A经。显而易见，这依然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A经的各种要素(即，A经的各种资本与员工)是否能在市场上自由地流动，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像这样的问题暂且不谈，而仅去观察从A经——B政——C管就可以发现，c管实际上只对B政负责。而对A经的经营成败，C管或C管的授权人B政均不承担任何个人的风险。
十分明显，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这样的经济依然没有摆脱旧体制的阴影，是某种道德的设想下，过份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特权经济。毫不客气地说，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极大地抑制了人的创造潜力与积极性，以及这些国家政治机制的建设起步很晚，更造成某些决策的失误难以在短期内纠正。这种状况的弊端，或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与西方国家日益激烈的各种领域的斗争 ，与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显露出来的。的确，在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这些国家都相形见绌了。
于是，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地都面临着一条道路，这就是改革。然而，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这可能是一场迄今为止涉及范围最广阔、涉及问题最深刻的改革——既然说旧体制下的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特权经济；那么，这场改革的首要问题，或者说，核心问题，就应该是消除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不负责任的经济现象，即，要使目前仍广泛存在的，并非C管或C管的授权人B政的经济预想中的被动行为，逐渐地转化为C管或C管的授权人B私(并非B政)自愿的经济行为。这就意味着今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形式中，C管；将很可能不再是B政的行政任命，而是某种经济预想中自愿的行为主体，或者是其他人B私某种经济预想中授权的行为主体。
显而，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中，A经将不再是任何政府的附属品；而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A经在市场中经营的成败，也将由C管或C管的授权人B私承担个人的风险，这就不像从前任由谁不负责任的行为，却使国家与人民的财产慢慢地消耗殆尽。但是，如果一种经济过程是C管的个人行为，或者是C管的授权人B私的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假设，C管或B私愿承担A经的经营风险)，这就至今只似乎意味着私人资本介入了经济活动。
私人资本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西方国家赖以繁荣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而我国所面临的却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至少在理论上是国家与人民所拥有，即，绝大多数A经是“国有企业”。要使私人资本介入经济活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全面实现私有化，重新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存在着其他的方案呢?或者说，如果目前的条件不允许实现私有化，或者可能引起其他严重的问题。私人资本还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吗?假如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这就严峻地提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深刻问题，即，是否西方国家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人类的智慧再难以突破——其他的社会形式根本无法解决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已经解决的种种问题。而其他的社会形式只有创造比西方国家更加灿烂的辉煌，特别是只有创造更加繁荣的经济(这并未排斥私人资本介入经济活动)，才能真正地说明人类社会又进入一个辉煌时代。假如这种局面能出现，相信人类的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挑战。甚至，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是关系着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第二节可以看见的希望
撇开国家与人民为某些实际上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承担的责任，如果一种经济过程有了负责任的行为主体(这至今只能看到是私人资本介入了经济活动)，那么无论在市场大潮中博击的结果如何，其都肯定是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只有行为主体的个人不懂经济规律或漠视市场的需求)，而不在乎它任何具体的经济模式。无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任何经济的模式，只是具有行为主体资格的人，在汲取现代文明精髓的过程中而创造的，并非暂时的，具有明显地冲动性的，一哄而上的其他人的主意。
这就基本上揭示着像我国这样绝大多数的经济实体是“国有企业”的国家，不能本末倒置仍然像旧体制那样继续地依赖行政手段，在经济模式上一哄而上地强求某种具体的形式，而应把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确立谁是A经在经济过程中真实地承担责任的行为主体，或A经的真实地承担责任的行为主体的确立过程，即，消除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可能存在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以及着力地营造或培育勇于承担责任的经济管理者队伍。
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确立A经在一个经济过程中承担责任的行为主体，实际上只能意味着私人资本介入经济活动而私人资本介经济活动，至今最流行而通用的办法，就是实现私有化。假若这条道路是关闭的，或者说，在寻找到其他的道路之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私人资本介入经济活动，与我国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为国家与人民所拥有的状况，就似乎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然而，放眼望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狭小的地球上，各国经济正不可避免地融于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以拥有资金和技术而引以自豪的，并将其作为最重要手段的投资者，早已把关注的目光从狭隘的地域或行业中移出，而投向全球范围内任何可能存在的利润增长的经济热点，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正不可逆转地，并迅猛扩散地进行着，同时以一种不可低估的，已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能量，在逐渐地，悄悄地改变着各国的政治结构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试想，在正在改变的，并将继续改变的世界面前，对在国际经济的浪潮中神出鬼没的，像狐狸一样精明的各种投资者而言。
他们对包括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实物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的要求如何呢？事实早已清楚地说明了，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并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从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直至欲从内乱废墟上重振经济的国家，各国在保护本国人民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已努力地制订了或正抓紧时间尽快地制订着种种措施，以让包括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实物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尽量早日在经济的市场上实现社会化，公众化——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从大众传媒上了解的讯息。是的，任何人现在都可以通过高科技的力量，十分迅速地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每天所发生任何微妙的变化：欧洲某大财团正欲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大规模地投资；或者，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准备在美国本土收购某家曾闻名一时的公司；以及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试图通过资产重组而提高效益的事例正不断地发生(当然，这几乎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所有这些，都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私人资本介入经济活动，与以包括生产资料为主的实物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的社会化、公众化，并不相矛盾，而却恰恰是它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
再看一看西方国家与某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样就可以不难发现，尽管西方国家通过私人资本的作用，以及基本上有效的政治机制，创造了划时代的非凡繁荣，但由于其私有制的固有特性，必然致使各种资本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沉淀、凝固；而资本，特别是实物资本出现大量非自然性的呆滞(即使时间短暂)，都势必限制它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西方国家从传统发展至现代，努力而成功地营造了各种完美的资本市场，以使各种资本在市场上实现社会化、公众化，从而克服因私有制而造成资本可能存在呆滞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像我国这样的某些国家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各种资本至少在理论上都能够快捷流动(目前，部门主义、地方主义严重地限制着这种作用)。这也是个别项目短时间突击成功的重要而决定性的因素。可私人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应有的活力，从而限制了其在像我国这样的国家中可能存在的某种优势，并使经济繁荣失去了最根本的原动力。
如此比较，就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与某些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差异，都或许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某一阶段而己，而它们显示出强烈的互补性，在解决各自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上，都有着开拓充满希望未来的极大可能性。 如果从单纯的经济角度上看。很明显，资本是有着鲜明的归属性，尽管西方国家可能有着完善的资本市场，可由于他们私有制的固有本性，各种资本依然不可避免地可能因分割而呆滞，更使其变成一种十分珍贵的资源，而资本的短缺(即使短暂)对经济活动的强烈制约之大，可想而知，仅此一说，就反衬着像我国这样的生产资料为国家与人民所拥有的国度的发展有着十分灿烂的未来(当然，是在免去附加在各种资本上的特权之后)。是的，从这里，完全地可以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崛起。
的确，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