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
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
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
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