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为最佳“参座”，屡出奇计，巧于用兵，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之谓邪？ 北伐初露锋芒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 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 “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 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 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 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 “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 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 王俊不听，说：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 “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 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中革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兼第3纵队司令员、红1方面军参谋长 “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图为3月25日叶剑英在北平西苑机场陪同毛泽东检阅部队。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