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严济慈于1900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我的祖父开了个中药铺，父亲有四五个兄弟姐妹，但只有他从小受到教育。1918年从东阳中学毕业，毕业后考到了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他是高等师范第一届的学生，1923年毕业。毕业后，得到老师的帮助及家里的支持赴法国留学。1923到192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拿到了国家博土学位。父亲毕业后，回国当了一年教授，同时在上海大同大学、上海的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教物理和数学。1928年底又回到法国做研究，—直到1930年底回国。从1930年底回国以后到1949年，父亲就一直待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担任了将近20年的所长。解放以后，他就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过很多职务。1978年到1981年担任副院长；1981年到199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以后担任名誉主席。
首先，我讲讲父亲是如何“做学问”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父亲是作为—名科学家而被大家认识的。科学家终身的目的是“探索未知，发展科学”，父亲就时时刻刻记住并确确实实以“探索未知，发展科学”为己任。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要努力让科学在中国生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自然科学刚刚进来，父亲那时也刚学成归。他本人在学术上全力以赴拼搏取得成就的时期，是在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1923年到1927年、1928年到1930年的六七年中，父亲是在法国留学，处在物理学的最前沿。回国以后，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物理学发展的最前沿，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工作。1927年到1939年共发表论文53篇、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科学杂志，所以这些论文有40篇左右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十几篇发表在英国和德国的杂志上。这些重要成果，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另一方面的重大成就是他把物理学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创建了物理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中国第一代有作为的物理学家。直接跟他工作过的，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土的就有七八位，培养了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翁文波、吴学蔺、钱三强、杨承宗、王大珩、钟盛标、陈尚义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因而，父亲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由于他做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所以我可以讲一讲老父亲对科学研究，对做学问主要的一些想法，他到底重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对培养我们年轻同志能够很好地做学问的基本素质还是很重要的。首先，讲讲老父亲晚年对我们和各种讲话中经常提到的怎么做科学研究的经验。他常讲这样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1986年，父亲到浙江大学参观，校方介绍浙大的“求是”校风时，他说：“不仅要讲实事求是，还要讲好高骛远。”他说的“好高骛远”，指的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年轻人要把远大的抱负和踏实苦干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学问，日后才能有所成就。1993年在我担任所长的电工研究所成立30周年庆祝会上，我父亲又给我们研究所写下了同样这两句话，并在大会上说，这两句话是他这个本世纪的同龄人在科技战线上工作了70年的一个重要体会。正如拿破仑说过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有敢于好高骛远，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而要真正攀登上去，又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坚韧不拔，无所畏惧。
父亲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他在《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红旗》杂志1984年第一期)一文中，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心得，写道：“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这些思想，特别对现在的青年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中国科学在往前发展，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已发展得相当庞大，但真正干一流工作，有创新思想的人还是太少。父亲还说过：“作为科技工作者，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他热心宣传法国小说家莫泊桑难能可贵的话：“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力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有一次吃饭时，胡适赞许父亲能在巴黎这样的繁华闹市里，安心做学问。父亲回答说，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一次会上，父亲发表了“对科技工作者不能分八小时内、八小时外，阿基米德就是在澡盆里发现其定律”的著名讲话。
父亲把尊重和捍卫科学视为从事科学的人的天职。父亲是位寡言的长者，但每当碰到这类事时，他是毫不含糊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从一个会上回来，很生气地谈到：“有人要开会批判法拉第电解定律。法拉第定律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过的，怎么能用开会来推翻呢?不相信可以到化学实验室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拿出否定的结果。”80年代，当“特异功能”在进行各种宣传表演时，他发表的见解是：“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发现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但发现者必须能教会别人去重复，大量重复得到相同的结果，才能成为科学。‘特异功能’只有少数人有，‘特异功能’者会，别人学不会。我笨，学不会还可以说，谁也学不会，就肯定不是科学，是魔术，骗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吃饭，父亲在座，有一位较年轻的人在饭桌上鼓吹“特异功能”。父亲断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同志答，是某大学的副校长，父亲严厉地说了一句：“我看副校长应撤下来。”在这些问题上，父亲态度非常坚决，有特殊的敏感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其次，我讲讲父亲如何“做事”。做事情的范围要比做学问的范围大得多。我父亲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做学问大概是40年代以前20年左右的时间。40年代以后，他主要精力投入做各种各样的事。他认为，搞科学是应该为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他对“知识”和“学问”两个概念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知识就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在学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获取知识。而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父亲做了些什么事情?抗战时期，他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迁至昆明。在坚持进行一些研究的同时，适应战时需要，带领全所员工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的显微镜，200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实际贡献。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成员，参与他们的重大活动。由于经费奇缺，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父亲便集中精力编写《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那些年代里，他从早到晚都在书桌上恭楷正书地写稿子，制插图，给我们树立了认真工作的榜样。这几部书教育了我国一代人，至今很多六七十岁的同志还常和我们说，他们在大学、中学时念的是严济慈物理。
全国解放使父亲欢欣鼓舞，年届半百的他热切期望继续在第一线为做出一流的研究工作而拼搏。这时，郭沫若院长亲自来看他，动员他参加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清楚地知道：“一名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了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郭老当时劝他说：“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父亲想通了，认为应该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或许能更有利于人民，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便愉快地接受了使命。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集中全力于组织领导工作。这是我国科学事业乘风破浪向前奋进的年代。解放前，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共有20多个科研单位、研究人员200多人，到1965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发展到106个，科研人员2万2千多名，扩大了近100倍。父亲在《中国科学院二十年》这篇文章中写道，他为自己在此进程中贡献了一点力量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少当年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也常和我们说，有父亲这样懂得科学，干过科学的科学家参与领导，确实为大家的工作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大家尊重他，有事愿和他商量。
1958年，国家决定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年近六十的父亲又满腔热情地走上了讲台，接连六年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他曾在大礼堂为8个系700多名学生上课，盛况空前。这一段时间他很爱讲教育，有一次，他给孙辈们提了个问题：“什么东西你给了别人，自己反而更多了?”他的答案是：知识。“教师在传授知识时你把知识教给了别人，你自己的知识却更丰富了。”另外，他对学校办学也有自己的主张。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叙述了自己怎么读书、怎么教书、怎么做研究的一些想法。关于怎么教书，他写道：“搞好教学工作是教师的天职。一名大学老师要想搞好教学工作，除了要有真才实学之外、还必须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要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他对“教师的责任”特别强调，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增光、为四化多作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他还特别提到，要善于培养、发现人才。教学生、教书和发现、培养人才都很重要。40年代的一次青年大会，上他就提到戴维培养法拉第的故事，说明教学要全心全意地把同学们往好的路上带。
听过父亲上课的大概有几千名学生。1996年我父亲逝世后，科技大学的同学为灵堂送来了巨幅挽幛，上写：“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一代哲人，学海高耸照前路；孜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三千子弟，悲风肃立悼恩师！”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深感欣慰。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是他最难受的年代。他看到大量破坏科学、倒行逆施的事情，听到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特别是爱子双光于1971年被迫害致死，本来就寡言的他，更加谨言慎行，坚持做他应该做还可以做的一些事。他重新校订了根据在科技大学的讲义撰写的《电磁学》和《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两本书稿，使之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快就正式出版。双光去世后，他将孙子小雄、孙女慧英接到自己身边，亲自抚养。在家里，他就像一个平常的老人，取奶买菜，砸煤劈柴，炒菜做饭，干了不少家务劳动。他常常夸自己是农家子弟，从小劳动，仍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中国科学院机关的很多同志至今还记得，1976年10月下旬，打倒了“四人帮”，他来到了院部。参加了科学院的庆祝游行队伍。从三里河一直走到南河沿，和大家一起迎接即将来临的“科学的春天”。
1983年父亲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续当了两届。除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外，其他职务都逐渐改为名誉性的了，但他仍然坚持做那些有益人民、造福人类的事。时常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简短讲话，书写一些题词、短文和序言。自1983年6月至1990年8月，他发表的讲话、序言和短文共有56篇。父亲晚年特别关心两件事：青年和家乡。这些年里，他常回想一生，深感不足的是，自己对教育事业、对青年学生做的事情还很不够。在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中，他像誓言一样写下了：“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这就是他晚年活动的一个重要纲领。父亲在家乡生长到18岁高中毕业，离开后由于繁忙，很少回去。到了晚年，家乡的山水田舍、乡亲的音容笑貌、校友的同窗情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先后多次回去看望，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总想为家乡贡献一点力量。